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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位置: 首頁 > 會史縱橫> 名人軼事>> 正文
                                                                      學界名流·黃現璠
                                                                      來源:楊東甫作者:楊東甫發布時間:2015/9/30 8:55:41瀏覽:

                                                                      學界名流·黃現璠

                                                                      楊東甫

                                                                       

                                                                      黃現璠,是第一位年輕時就公開承認自己壯族身份的廣西名學者。

                                                                      今天,當然不會有人刻意隱瞞自己的少數民族身份,甚至有些本非少數民族者也想方設法“變”為少數民族;而在先前,不必說古代,就是民國時期,情況則剛好相反,在“有身份”的人群中,極少有人愿意公開承認自己的少數民族身份。其間原因,眾所周知。黃現璠彼時敢于“公開亮相”,亦自有其勇氣在。

                                                                      黃現璠(1899—1982),清光緒二十五年生于廣西新寧州(民國三年改為扶南縣,即今扶綏縣),原名甘錦英,現璠乃其乳名。少年喪母,家庭貧困。不足十八歲即入贅黃家,并遵俗改姓黃而用乳名。岳家較富,有錢供其念書,這對其一生有決定性影響。

                                                                      黃現璠1925年考入廣西省立第三師范學校。1928年,再入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讀本科。此時,他已近而立之年。畢業后因成績優異,大獲著名歷史學家、時任北師大歷史系主任的陳垣教授賞識,推薦他免試升本校研究所攻讀研究生,其導師即“五四”文學健將、語言學家錢玄同,所讀專業為考據學與音韻學。而陳垣亦任其名譽導師。

                                                                      1935年,黃現璠赴日本留學,就讀東京帝國大學研究生。他本已在北師大研究生畢業,卻還要讀日本大學的研究生,這除了開拓學術視野的考慮之外,應該還有攻讀學位的動機。但他的這一計劃未能完成,因為兩年之后,日寇悍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他激于民族義憤,毅然放棄學業返國。盡管留學時間只有兩年,黃現璠卻也頗有收獲,出版了《唐代社會概略》、《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兩部著作,發表了若干論文。同時認識了當時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得以時常向郭請益。

                                                                      回國后,黃現璠先任南寧高中教師,1939年入廣西大學任教。從此,終其一生,他一直在高校從事教學與科學研究工作。新中國成立前先后任廣西大學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和中山大學、桂林師范學院教授。曾兼任廣西教育研究所研究員,廣西大學訓導長、中文系主任。在抗擊日寇的八年戰爭中,黃現璠曾擔任《國防周報》編委,在《國防周報》發表《壯族女將瓦氏領兵抗倭》等多篇配合抗戰宣傳的論文。新中國建立之初,黃現璠在廣西大學任教授兼圖書館館長。1952年全國高校大調整,廣西大學被撤銷,他調入廣西師范學院(今廣西師范大學)工作,直到1982年1月逝世。他曾任廣西省桂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委員、廣西省人民委員會委員、第一屆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理事。是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央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委員。

                                                                      作為歷史學家,黃現璠的重要貢獻主要在民族學領域,尤其是壯族歷史文化研究領域。身為少數民族一員,黃現璠視民族學研究尤其是壯族歷史文化研究為自己的終生使命與責任。

                                                                      早在1943年和1945年,黃現璠就曾兩次組織考察團,自任團長,前往黔桂邊地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考察,有《黔桂邊民教育散記》、《黔桂邊民社會組織的民主政治》等文發表。1951年,他擔任中央民族訪問團廣西分團副團長,與團長費孝通等人深入廣西少數民族地區慰問和調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他曾先后訪問調查瑤族、毛南族、苗族、壯族、水家族、仫佬族等少數民族,收集了大量文物和史料。1956年,他參與組建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任副組長兼壯族組組長,深入廣西崇左、龍州、大新、德保、天等等少數民族地區,開展少數民族歷史和傳統文化調查,獲取了大批珍貴資料,為開展壯族社會歷史文化全面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并將其中一部分整理成十余萬字的調查報告,在其中闡述了將廣西省改為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必要性。他是中國民族學學會顧問,《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編輯委員會委員,中國西南民族研究學會顧問,第一、二屆百越民族史研究會副會長。

                                                                      就社會科學研究而言,其最終成果,應以著書立說——當然要有真正的研究心得——為其根本,而不是像那些大量的所謂科研項目,立項拿到經費之后,隨便弄一個結題報告就完事。黃現璠的民族學研究,當然也是以其眾多有分量的著述為標志的。

                                                                      《廣西僮族簡史》是黃現璠民族學研究的早期重要成果,在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的前一年即1957年由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而此書又是在此前未正式出版、由廣西師范學院(今廣西師范大學)內部印行的《廣西壯族史略》的基礎上修訂而成。這是第一部系統研究壯族歷史的專著,似可視為今日之“壯學”的奠基石。

                                                                      日本漢學家冢田誠之曾發表論文《新中國成立前后有關壯族論述的比較研究——以劉介與黃現璠的名著為例》,將廣西本土民族學研究的兩位先驅劉介與黃現璠的民族學著作《嶺表紀蠻》與《廣西僮族簡史》作比較研究。他認為,劉、黃二氏之作主要有幾點差異:

                                                                      一是“《嶺表紀蠻》以‘漢族為中心’,而《廣西僮族簡史》則以‘壯族為中心’”。

                                                                      二是《廣西僮族簡史》中所突出敘寫的“壯族‘革命斗爭的歷史’,系新中國成立以前所無的內容”。

                                                                      三是“關于壯族族源,黃現璠主張土著說,特別是主張百濮起源說。他認為廣西早期的住民(春秋以前的商、夏、周三世時代)皆為土著。他于百濮起源說中對廣西土著歷史上與四川南部的古代民族‘僚’人之間以及與四川、貴州、湖南西部的西南諸民族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論證分析。黃氏否定了顧炎武以來的‘越人起源說’。同時,也否定了當時存在的廣東起源說和江浙起源說”;而劉介則認為“桂省蠻族,純粹由中原遷來”。

                                                                      四是“劉氏在批判土司暴政的同時,他還肯定了土司所擔負的‘國防重任’上的功績,而黃氏不同,他自始至終都在無情地揭露土司的罪惡史”。

                                                                      學術觀點自可見仁見智,但由此不難看出《廣西僮族簡史》有其自己的建樹。

                                                                      《廣西僮族簡史》畢竟還比較“簡”,還有待增補擴充。黃現璠決定在此基礎上撰寫一部《壯族通史》。然而,就在《廣西僮族簡史》出版的那一年,他也如全國眾多知識分子一樣被卷入政治漩渦,劃為右派分子。而且此后二十年間,各類政治運動層出不窮,尤其是那“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剝奪了廣大知識分子的基本尊嚴和人權,更遑論進行正?茖W研究的權利。但黃現璠仍未絕望,仍在私下從事《壯族通史》的準備工作。

                                                                      “文革”結束,重見天日。此時黃現璠也建構了《壯族通史》的寫作大綱,并撰寫了部分章節。然而“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八十老翁,無論精力還是時間,都不允許他親自完成這一工程了。黃現璠去世后,他的學生黃增慶、張一民教授承其遺志,根據他擬定的大綱,并遵循他的主要觀點,完成了近七十萬字的《壯族通史》,由廣西民族出版社于1988年11月出版。

                                                                      今天,更大規模的八卷本的《壯族通史》即將完成,無論是內容之豐富還是觀點之完善,都肯定超過黃現璠等人的《壯族通史》。但是,作為這一領域內篳路藍縷的墾荒者,黃現璠的名字應當被銘記。

                                                                      除了在民族學特別是壯學研究領域的開拓性功勛外,黃現璠在歷史文化研究方面還有其他貢獻。例如,他的《唐代社會概略》(商務印書館1936年出版),被認為是中國現代學者所著的第一部關于唐代社會史研究的專著;他的《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商務印書館1936年出版),被認為是中國現代學者所著的第一部關于中國學生運動史研究的專著。此外,他還有《中國通史綱要上編》、《元代農民之生活》、《高中外國史》、《儂智高》等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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