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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道路:實現中國夢的偉大歷程
                                                                      來源:《紅旗文稿》2015/18作者:黃平發布時間:2015/9/28 17:17:55瀏覽:

                                                                         中國夢是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同志提出來的重要思想。中國夢關乎中國的發展道路,是和當前我國的社會發展和人民的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也是和我們面臨的任務、目標、使命、責任、挑戰聯系在一起的。

                                                                        五四運動到2000年的歷史可以劃分為三個歷史時期:1919年五四運動到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1949年到1978年改革開放的啟動;1978年到2000年我國進入小康社會。到2049年,建國100周年的時候,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我們要了解改革開放帶來的發展變化,奮力實現中國夢,應該知道我國前面是怎么走過來的。這不僅是認識歷史的需要,更是認識今天和明天的需要。1919—1949的30年,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經過武裝斗爭,終于解決了1840年以后我國人民任人宰割、被人欺凌、“挨打”的問題。1949年到2000年,新中國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奠定了經濟基礎,實施了改革開放戰略,實現了經濟的騰飛,解決了“挨餓”的問題。尤其是改革開放使我們擺脫了貧困,實現了初步小康。這是全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通過這么短的時間就進入小康社會的國家。這意味著我國人民在世界上不僅站起來了,而且也能站得住。在新的歷史階段,中國人民不僅要站得住,而且還要站得好,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在這個過程中,我國還要解決“挨罵”的問題。

                                                                        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歐盟的一個機構請我去介紹改革開放的情況。當時我講,10億以上的中國人,在30年的時間里,幾乎一直保持著兩位數的平均增長,其間還解決了3億多人的脫貧,2億多人非農化,1億多人進入了中等收入群體,并且在這個過程并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內亂、動蕩、起義和革命,也沒有發生大范圍的對外殖民、侵略和戰爭,這是自英國革命、法國革命、美國革命以來,從來沒有過的。

                                                                        如今我國經濟發展起來了,反而被別人看不起,甚至被妖魔化,被認為是“異類”。要解決這個“挨罵”的問題,就要深刻認識中國夢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1949年新中國成立首先解決了民族獨立的問題,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以后解決了發展的問題;發展起來以后就要回答西方所謂的正當性問題。也就是說,我們中國人不但要活,還要活好;不但要活好,還要活得理直氣壯、活得天經地義、活得理所當然。解決“挨罵”的問題,我們不是要在文化、價值、思想層面去繳械投降,而是要在文化、價值、思想層面證明本來就具有的正當性。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源源不斷、生生不息,不斷豐富、不斷發展,走到今天,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蘊、自己的道理、自己的力量。我們要從國家發展、民族發展、文化發展的脈絡搞清楚,中華文化哪些文化是能夠被世界分享的、受尊敬的,這也是實現中國夢一定要解決的問題。到那個時候,中國人民就不只是政治上實現獨立,經濟上達到小康,而且在文化上也充分自覺自信,即作為人類文明的一種、一支、一脈,我們這么過、這么走、這么想是理所當然的、天經地義的。別人不一定這么過、這么走、這么想,但別人得承認、要尊重我們的過法、走法和想法。一句話概括:中國文化、中國制度、中國道路,至少是世界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一支、一脈、一路。

                                                                        中國夢的實現是有階段性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夢的內涵也各不相同。孫中山那一代人的夢是中國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五四運動以后,“赤潮澎湃,晚霞飛動”,遠東古國的青年開始憧憬神圣的運動。從北京大學學生參加五四運動,到清華大學學生參加一二·九運動,再到工人、農民參加革命建國的道路。那個時代,夢的核心是追求中華民族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到1949年基本實現了。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黨帶領全國人民,面對著極端險惡的國際國內環境,經歷了多少曲折,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當代中國的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礎和物質基礎。到了1971年,新中國又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在國際上有了自己應有的一席之地。在那前后,我國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建立了正常的外交關系。這個30多年,我們打破了西方封鎖,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這個夢也基本實現了。

                                                                        改革開放伊始,中國人民的夢就是擺脫貧困,走向小康社會。其實這30多年我國人民所實現的豈止是小康社會,而且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成就。

                                                                        今天的中國夢,是在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經濟大發展、社會大變遷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今天的中國人民衣食無憂,城鄉互動頻繁,企業家、學生、旅游者開始走向世界,中國在地區和國際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在這個背景下提出來的中國夢,是人民的幸福、國家的富強、中華民族的復興和中國文化自信的體現。

                                                                        物質世界的改變,經濟建設等,是社會變遷與社會發展的一個基本維度。從邏輯上說,一個社會的進步,是可以用技術指標、經濟數據來衡量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最基本的概念之一是生產力。生產力的發展變化,可以用自然科學的方法、技術的手段來測量,能夠用量化的指標進行監測、描述和分析。

                                                                        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如果沒有干擾和破壞,一個社會的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即一個社會的變遷,最先是生產力發展導致生產關系改變,然后上層建筑或快或慢地發生變化。本來,中國社會也是按照“自然歷史過程”的脈絡走的。但到了晚清,西方列強的侵略,使中國遭遇了中西方文化的強烈碰撞。過去的四書五經,是解決中國人人際關系和倫理問題的基本準則。但這時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沖突發生了。晚清政府的無能,不僅表現為官吏的嚴重腐敗,還體現在治理層面的無能,只知道四書五經,國家治理層面沒有能力應對西方列強侵略的挑戰。當時中國人中持技術救國思想的人,不只有張之洞等洋務派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辦法,還有第一個將《天演論》介紹到中國的嚴復,他最初到英國是學造船的。此外,還有魯迅、郭沫若等去日本學醫的一些人。他們都希望能夠通過科學、技術、教育、醫學來救國。但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筑阻礙了晚清中國的經濟發展,使生產力難以再繼續發展了。與此同時,統治階級的政治和思想也已無力應對國內外的嚴峻挑戰,再也統治不下去。這個時候已經不能按照馬克思設想的正常路子(“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快或慢地發生變革”),先發展經濟,再改變政治制度。因此,技術救國等道路走不通了。近代中國的邏輯,是人民不得不革命,不得不先從政治上甚至軍事上解決問題,再回過頭來搞生產和經濟建設,發展生產力。

                                                                         恩格斯曾經指出:“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2頁)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在根本上和恩格斯的論斷是一致的。當時中國的國情是生產力不發展;而如果生產關系不改進,就沒有辦法發展生產力。中國最大的社會群體是農民,這不但不同于英國、法國、美國,也不同于俄國。那時的中國沒有一個城市群,也沒有城市里龐大的工人階級,基本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產業工人。這就決定了中國的革命道路,既不能按照馬克思所講的英國那種“自然歷史過程”發展,也不同于俄國,不能先搞城市暴動和起義。中國革命的社會基礎、群眾基礎是農民,只有把農民組織起來,發動土地革命,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才能取得廣泛的群眾基礎。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在井岡山首先探索并最終開辟出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這與近代中國的革命一開始就是土地革命是有密切關系的。

                                                                        正是因為這個邏輯,才有了我們黨在延安的時候,區別一個知識青年是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標準,就是看他是否愿意并且實行與工農相結合。這既是立場問題、感情問題,也是中國特色的革命邏輯。不遵循這個革命邏輯,當然無法成為革命者。

                                                                        所以,近代中國第一個30年的邏輯,是在農村通過發動農民進行土地革命,反帝反封建,先進行政治變革,建立人民政權,在人民政權領導下,再反過來發展經濟生產,在物質和技術層面推動經濟和社會進步。這個邏輯,不是從本本里抄來的,而是中國共產黨從中國的具體實踐中走出來的。如果教條地按照本本上規定的“邏輯”,20世紀中國的歷史就不會是這個樣子,中國和世界的今天也不會是這個樣子。

                                                                        中國革命的邏輯中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人民的主體性問題。馬克思提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我們可以再延伸一下:雖然不能隨心所欲,但歷史確實是人們自己創造的。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是中國人自己創造的,“中國道路”是中國人自己走出來的。我們一開始也是要靠技術、實業、教育救國,但都沒有走通。最后不得不先從政治上爭取民族獨立、建立國家政權。實現這一愿望,離開億萬普通民眾的參與,只靠少數精英是不可能的。中國人的大多數在農村,主體是農民。但是,農民在舊時代不僅是一盤散沙,甚至沒有文化,更沒有政治意識。所以要組織起來才能形成真正的銅墻鐵壁。農民革命、農村道路就是中國共產黨在井岡山的斗爭中摸索出來的。

                                                                        從井岡山道路到延安道路,群眾路線逐步形成了一套系統的理論!皬娜罕娭衼,到群眾中去”,既是認識路線(我們的一切知識無不來源于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實踐),也是政治路線(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民),還是組織路線(在人民群眾的實踐中考察和識別干部),當然也是工作作風(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概括成一點:人民——在中國首先就是普通農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的主體,是推動社會發展和進步的根本動力。

                                                                        今天的中國與那個時候相比,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歷史進步了,時代發展了,農民正在減少,城市正在擴大,知識、文化、科學、技術已經成了人們尤其是青年日常生活中離不開的組成部分。但是有一點沒有變,那就是人民,特別是普通群眾,即工人、農民和專業技術人員,仍然是社會生產和生活的主體。他們不僅是經濟生產中的一個“要素”,和社會生活中的一個“份子”,更是創造財富和維系社會秩序的基本力量,是創新與改革的主要動力,是我們的社會往哪里走、怎樣走的依靠力量。

                                                                        但是,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不是自發形成的,還需要文化自覺。文化不只是消極地、被動地反映經濟發展、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馬克思、恩格斯到了晚年一再講意識形態的反作用問題,后來意大利革命家葛蘭西又進一步提出了文化領導權問題。只有經濟進步,還不足以創造新社會;只有政治革命,即便實現了民族獨立,也不能長期保證其地位。最根本和最核心的一點,就是如果不解決文化領導權,我們所做的一切在西方看來就是缺乏話語權和所謂的正當性。

                                                                        按照目前我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和趨勢,再有20到30年,中國將更加具有世界影響力。即便如此,我們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要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面對前進道路上的重大戰略機遇和挑戰,我們要繼續努力、長期奮斗。無論是經濟建設還是精神文化建設,乃至科技、軍事實力,都不僅要做大,還要做實、做強。同時,在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方面,除了解決好人們普遍關心的養老、醫療、教育問題外,整個社會治理結構(中央與地方、政府與市場、城市與鄉村、漢民族為主的地帶與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和國家建設(國防、司法、審計、稅收等)也要跟上,并且要不斷完善。此外,還要重視文化領導權、話語權、正當性問題。

                                                                        文化建設不是簡單的復古、復舊,更不能放棄、繳械,而是要建立文化自覺。馬克思講,工人要由自在變成自為的階級。這里講的自為,就是要有自我意識、階級意識,也就是文化自覺。中國道路的一個奇跡就是把曾經是一盤散沙的貧苦農民組織成了自覺的革命戰士。而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關鍵就是要使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自覺的中國人。任何一個事物,如果它跨越的時間越長,覆蓋的空間越大,涉及的個體越多,那么它所包含的普遍性很可能就會越強。用這樣一個觀點來看中國道路,它僅僅是個特例,還是更具有普遍性,就應該很清楚了,我們的文化自信也就應該更堅定了。

                                                                       。ㄗ髡撸褐袊鐣茖W院歐洲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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